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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

稿件来源:《理论建设》2012年第1期   图片来源:
发布时间:2014-03-25   访问次数: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这是一个特别重要又十分宏大的题目。笔者仅从思想理论、社会实践和文化建设这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并阐明自己的见解与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也是当前理论研究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特别是他们的相互关联,这是理论界十分关注的,主要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整体性问题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整体,要在整体上考虑和把握,整体上推进和实施。因此,首先要有整体的理念、视野和构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课题,从整体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蓬勃生机的根本。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既各有侧重,又相互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时代任务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要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加立足时代前沿,更加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问题

    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时要特别注意防止直接的、间接的、潜在的把这个整体割裂的趋向与可能。近期学界的有关论述值得关注与思索。比如有学者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联系和关系时认为,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化这个核心,牢牢抓住时代化这个关键,不断夯实大众化这个基础。”这样的提法有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整体的倾向,导致三分天下、三足鼎立,这是不可取的。在这个整体里中国化是主题,不是平分秋色,没有主次。有学者认为“中国化是解决内容问题,时代化是解决现实问题,大众化是解决表现形式问题”,这确实存在把整体割裂的嫌疑。至于有学者说“时代化是总体,中国化是本体,大众化是主体,三位一体……是实体。”这就把本来比较明确的问题搞的复杂和费解了。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主题问题

    从整体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主题,时代化和大众化是服务于中国化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和地位来看,它内在地包含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或者说,离开了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法理解,甚至无从谈起。

    其次,从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关系来看,关于时代化的理解是和中国化的研究密切联系的。有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时,强调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还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显然,这里讲的当代化实际上就是时代化。学术界的这些研究成果被反映到党的文件中,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提出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有这些创新性论断中,时代特征、时代特色、时代化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再次,从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关系来看,中国化和大众化都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提出来的,但是大众化的研究近几年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兴趣,成为亮点,还是与十七大报告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论述有关。十七大报告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是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分不开的。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域及其重要性来看,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探讨,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相结合的思考,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视域的重大课题。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整体研究的基础,它影响和制约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具有决定性和根本性的意义。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路径和方法问题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注意改进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具有中国的特点。必须与时代发展同进步,紧扣时代的脉搏。必须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回答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而现在的一些研究和论文,一方面自我陶醉于“学术思辨”,一方面却是“自我放逐”,越来越经院化、小众化、边缘化。有的过分咬文嚼字,成了文字游戏。有的随意生造概念,使人不知所云。文章写的越来越看不懂,说穿了就是“自我放逐”。一些问题看起来争的很热闹,但是在极小的圈子里进行,充其量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暴”,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什么作用和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和批判精神格格不入。因此,研究经院化、内容小众化、选题边缘化、话语西方化的状况必须加以根本的扭转和改变。否则,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会成为空话。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三分天下;在这个整体里中国化是主题,而不是没有主次;在这样一个如此重要又极为关键的问题上,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课题。现在大家都在讲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报纸到杂志,从课题到论坛,一时间成为流行语,使用频率极高。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当前的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还有许多问题急待深入,我们应当肩负自己的光荣职责,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开拓,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为整体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做出新的贡献。

    二、科学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

    十七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规划强调十二五期间,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全会的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党在新形势下对发展规律的把握与自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深入理解。

    (一)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是科学发展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度、跨越式、非均衡的经济快速增长,我们在享受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开始并越来越受到诸如失业、三农、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等问题的困扰,这不能不引起各方面的高度警觉。如何跨越“发展的陷阱”,防止“拉美现象”在中国重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严肃课题。因此,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与内涵的总体看法和本质观点,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为小康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把发展放在首位。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在发展。古往今来,贫困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就只会有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重新开展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离开发展,建设小康社会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和物质保障,就会成为一句空谈。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规定的发展,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它表明:发展不是单打一,而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系统工程,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努力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党从新世纪的实际出发,为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吸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它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

    (二)坚持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我们国家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对此大家有共识。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些批评、抱怨和不满,有的还相当强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享受改革成果与承受改革代价不协调。一些人享受改革成果太多,一些人承受改革代价太大。甚至一些人只享受改革成果,一些人只承受改革代价。目前关于对“教育产业化”和教育乱收费的批评,对“天价药费”和医疗高收费、看病难看病贵的非议,以及“房价真贵,房奴真苦,房地产真危险”的抱怨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假借“市场化”改革攫取私利,比如“官煤勾结”等等,更是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义愤与不满。为了能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体系,在当前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必须明确:改革不仅要求效率,也追求公平。“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改革初期主要是克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不公平,今天则重点是克服贫富差距拉大,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不公平,把维护社会公平作为新的着力点。

    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实质是利益调整引起的利益失衡,说到底是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其根源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看,是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现期,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面对的挑战特别严峻。从主观方面看,则是某些体制和政策方面的调整不够及时与到位。因此总的讲,改革的大方向不可动摇,改革的思路和理念则会有所调整。这种调整从宏观和总体层面看,是要坚持“普惠”原则,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从微观和操作层面看,是要坚持“务实”原则,从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从“宏大叙事”转向“嘘寒问暖”,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普惠”原则,使思路更清晰。从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的“务实”原则,使操作更具体。所谓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说到底,要体现为“改革成果的普惠性”,即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我们应当大力宣传这样的改革理念,并以此统一认识,明确方向,深化改革。不仅要把这一理念渗透和贯彻于党和政府的决策过程,而且要把它作为干部考核,评判其政绩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必须明确:以人为本不仅是发展的核心理念,也是改革的核心理念。不仅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且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在这里,发展的科学性与包容性,改革的方向性与普惠性,是内在联系、不可分割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三十多年,我们的发展是“快”的,现在要在此基础上着力解决“好”的问题。什么是“好”的发展,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就是社会公平型的发展,资源节约型的发展,环境保护型的发展,民生改善型的发展,就是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当前关于改革的思路和理念要讲两句话,即: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毫不含糊地坚持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才能在改革和发展的基础上,提高综合国力,给人民以实惠。只有毫不含糊地坚持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使改革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给改革不断注入活力和动力。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坚持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毫不含糊,应当成为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基本思路和主张,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三)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需要新的思路和理念

    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从理念和思路上讲,以下几个方面必须充分注意:

    一是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二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公平与正义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尤其在当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重视共同富裕。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增强改革的普惠性,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更加重视利益协调。改革的实质是对人们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呈现出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敏感化,利益表达公开化,利益矛盾复杂化,利益冲突尖锐化的局面。面对利益矛盾冲突的新格局,必须十分注意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照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兼顾各方面群众利益的机制和平台。

    四是更加着力改善民生。执政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好交通、能源、住房、教育、医疗、环保、食品安全等人民群众十分关切的民生问题,就是要使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空气更清新,城市更宜居,人民生活更舒适。民生问题是当前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着力点、结合点和交汇点,既体现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又是党执政能力的检验尺度。

    总括以上四点,就是改革和发展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公平正义为基础,以利益协调为关键,以改善民生为路径。从而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三、文化软实力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关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那些是值得关注的前沿问题,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战略层面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二是理论层面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三是实践层面如何提高文化的品位与格调。

    (一)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高文化软实力

    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多年来一直极富魅力,令人关注。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有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今持续不断的文化热、国学热,一直影响至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文化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和深刻,比如说,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名片、身份证和识别码,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符号和精神家园。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文化是上游,是高处的水,要占领文化的制高点,比如说文化立国、文化强国、文化兴国,文化复兴等等。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面对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变化、变革、变动,面对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面对国内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我们应当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增强创造既富有民族优良传统又有鲜明时代特点,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的新文化的坚定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三十年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极大提升。如何在硬实力的基础上提升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了大国的四个标志,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文化繁荣。民族的复兴需要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支撑,中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奇迹的背后,必然有文化信息、文化标识和文化密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与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相对应的,通过文化载体和文化方式表现的影响和能力。今天我们对文化“软实力”的认识越来越充分了,在海外建立的两百多所“孔子学院”和不断成功举办的“中国文化年”活动就是证明。

    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有两个问题应当特别关注:一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提升。既要看到提升软实力的重要性,又要看到没有硬实力为基础软实力作用的发挥也将受到很大限制。二是软实力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关系。孔子、儒学,当然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符号、重要资源、重要内容,但是千万不能把传统文化和软实力划等号,而是要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文化,如果只是文化的“啃老族”,那就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就是说,从文化软实力的外部看,要强调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统一。从文化软实力的内部看,要强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决不能偏废。

    (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维度,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并由此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意义和文化意蕴。

    马克思主义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思想文化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例证进一步说明。

    比如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即东汉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描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谓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又比如哲学。毛泽东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阐释与总结,《实践论》的副标题就是: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概念也有关联,1956年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

    再比如军事。毛泽东谈论最多的是孙子兵法,其中特别欣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多次论及。古代的许多战例,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他也常提及。在这一方面,他运用的很自如,已近随心所欲。1945年3月谈到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我们应采取的方针,他说: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讲的“退避三舍”,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里不是讲马恩列怎么说,而是老子、《左传》、《礼记》怎么说,真是得心应手,贴切自如。传统文化已积淀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动智慧,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溶化在血液中”。在上面这段话后,毛泽东还强调:国民党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2](p389)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问题。在讲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我们总是说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讲社会主义文化时,我们又说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成了阐述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的固定套路。其实,形式与内容是不能分成两截的,民族性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之中。也就是说,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因此,仅仅把民族性作为形式,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民族性的形式,也需要民族性的内容,需要内在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链接。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的兼容性和柔韧度,而且在于它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从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到构建和谐社会体现的“以和为贵”,都渗透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精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内涵。

    (三)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的精神旗帜,是优秀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在物质极大丰富,可一些人精神却变的空虚了,特别是庸俗、低俗、媚俗成风,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与关注。

    当前的问题一是功利化,一是低俗化。而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因为急功近利,惟利是图,因为追逐暴利,见利忘义,于是就没有了格调,没有了品位,没有了境界,甚至没有了底线。

    当下功利化的问题相当突出,教育、医疗、文化产业化了,现在考古商业化(曹操墓),寺庙商业化(少林寺上市),旅游商业化(哈利努亚山),最搞笑最无奈的是孔子彩票(所谓文化褡台,经济唱戏的绝妙注解,以文化为名,行赚钱之实)。而功利化和低俗化结合,则使问题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最典型的例证有两个:一个是近来议论纷纷的争枪“西门庆故里”。这些年抢名人之风愈演愈烈,比如李白、赵云、曹雪芹、西施、老子故里等等,名人故里争夺战,说到底是商业驱动,本质上是利益之争。但是抢“西门庆故里”,这就不仅仅是利益之争,它已经到了不择手段、不顾是非、不管美丑,不分善恶的程度,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冲击。再一个就是不久前遭到广泛批评和诟病的“电视相亲节目”,宝马车、富二代成为主题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赤裸裸的呈现在荧屏上,成为一些人的价值观,而主流价值观反而边缘化了。这种靠“出位”靠“雷人”哗众取宠,靠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来吸引眼球的做法,再也不能任其泛滥,非下大力气加以根本扭转不可。否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谈。

     知行合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说和做、知和行、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中国哲学史上有知易行难和有知难行易的争论,我觉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说,知难行亦难,知行合一最难。知固然重要,但行更重要,行胜于言。特别是面对相当浮躁、十分功利的社会现实,让我们都来身体力行,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者。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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